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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特別是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務。當前，內外部風險挑戰增多，內防風險擴散、外防風險傳染的壓力加大。應堅持服務實體經濟定位，做好“六穩”工作，落實“六保”任務，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豐富風險化解手段，加大風險處置化解力度。
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特別是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務。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三大攻堅戰之首。其中，金融風險作為最突出的重大風險之一，被視為“首要戰役”。年初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社會的影響程度和波及范圍均是前所未有的，加上國際疫情形勢的不確定因素，造成經濟下行伴隨金融風險上行壓力增加，防控難度顯著加大。面對嚴峻形勢和內外部沖擊，需要各方進一步提高認識、堅定信心、增強預判，將防范金融風險與服務實體經濟、深化金融改革有機結合，積極應對困難挑戰。
不斷提高防控金融風險認識，始終保持對風險變化的高度警惕
嚴守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是我國金融業在實踐中積累的重要歷史經驗。改革開放40多年來，金融業將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貫穿于各項工作中，積極構建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金融風險防控體系。密切關注金融風險動向，持續提升風險防范意識和防控手段，為實體經濟健康發展營造了安全穩健的金融環境。
一是不斷完善貨幣政策調控機制。確立了保持貨幣幣值穩定和促進經濟增長的貨幣政策目標，不斷創新政策工具和調控手段。根據經濟形勢變化開展逆周期調節，在治理通貨膨脹、防止通貨緊縮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平穩抑制了改革開放初期因投資過熱等因素引發的惡性通貨膨脹，成功應對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經受住了經濟周期考驗，避免了外部風險傳染。在此次疫情應對中，通過采取更加靈活適度的穩健貨幣政策，創新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和措施，確保了流動性合理充裕，有力支持了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
二是不斷強化金融監管體系。從以人民銀行為單一主體的金融集中管理體制到形成完善的分業監管架構，從行政性、合規性監管轉向審慎性風險監管，構筑了支持經濟發展的金融安全屏障。“管法人、管風險、管內控、提高透明度”的銀行監管理念，證券市場公開、公正、公平“三公”原則深入人心。2018年，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成立、銀保監會正式掛牌，金融監管的統籌協調作用得到進一步發揮，金融監管的權威性、專業性、統一性、穿透性得到進一步加強。金融行業法治建設和國際化水平日益提高。
三是不斷加大風險處置化解力度。改革開放初期，重拳出擊整頓金融秩序，堅決取締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整治“金融三亂”，清理“三角債”。黨的十八大以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治金融市場亂象，積極推動結構性去杠桿。針對融資平臺、房地產、交叉金融等領域的風險累積，突出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風險防控。影子銀行規模大幅壓降，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逐步化解。一批重大非法集資案件得到嚴厲查處。在證券市場，嚴厲打擊內幕交易、市場操作、財務造假等違法行為，凈化市場環境。另一方面，積極探索創新處置化解手段。20世紀90年代末，發行特別國債為四大國有銀行注資并成立資產管理公司承接不良資產，開創了金融風險市場化處置的新途徑。近年來，通過深化中小銀行改革、推進高風險機構兼并重組等方式化解大量歷史包袱；推廣債權人委員會機制，推動問題企業債務重組和破產重整。積極構建市場化的損失吸收和風險防范機制，有序建立以存款保險為平臺的金融風險處置框架。
四是不斷健全風險防控長效機制。金融機構公司治理和內部控制改革全面深化。證券市場股權分置改革破解了同股不同權的基礎性制度障礙。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完成，農村信用社管理體制和產權制度改革取得階段性成效。股權結構得到優化，“三會一層”治理組織架構基本建立，奠定了現代公司治理基礎。近年來，監管部門加強對股東股權的穿透監管，督促商業銀行建立了以資本充足率為核心的資產負債約束機制，樹立資本約束現代經營理念，加快構建全面風險管理體系。
深入研判疫情對金融風險防控形勢的影響
當前，國內經濟社會秩序正在逐步恢復，全球經濟政治格局面臨深度調整。內外部風險挑戰增多，內防風險擴散、外防風險傳染的壓力加大。
第一，關注內外部環境對貨幣政策目標的影響挑戰。疫情發生后，國家果斷采取了更加靈活適度的貨幣政策，在金融市場春節開市后提供了1.7萬億元短期流動性，通過降準釋放了1.35萬億元長期資金，并增加了1.8萬億元再貸款再貼現額度，社會融資規模大幅增長。與此同時，近一段時期國內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和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PPI)走勢出現背離，2020年以來又疊加了疫情因素，貨幣政策在經濟增長、就業增加、物價穩定、國際收支平衡等多個目標間尋求平衡的任務更加艱巨。一是關注貨幣寬松與市場流動性充裕帶來的通貨膨脹壓力。5月CPI同比上漲2.4%，漲幅有所回落。與2019年末相比，通脹預期暫時趨穩，其中有疫情的抑制作用。隨著復工復產、經濟秩序恢復正常，需要高度關注當前為對沖疫情采取的超常規貨幣政策的綜合影響。二是關注需求萎縮對通貨緊縮的潛在影響。5月PPI同比下降3.7%，已連續多月處在負值區間。從國際市場看，雖然普遍采取了寬松貨幣政策，但由于疫情的不確定性導致市場信心不足，消費和投資大幅萎縮，由市場需求急劇收縮產生的通縮壓力在一些國家已經開始顯現。雖然我國有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仍不能掉以輕心，特別要關注分析疫情對投資消費偏好可能造成的長期改變。三是警惕國外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國外發達經濟體目前普遍采取超常規寬松貨幣政策，由于自身需求不足，可能造成資本跨境流動，需要做好應對。2020年一季度，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資產中的占比已升至2.02%，創歷史新高。未來，人民幣資產吸引力和人民幣儲備配置比例預計還會持續上升。
第二，關注宏觀杠桿率上升后潛在的債務風險。通過前期結構性去杠桿，宏觀杠桿率過快上升勢頭已得到有效遏制。此次疫情中，各國普遍采取了提高財政赤字率、增加貨幣供應量、實行極低或負利率等應對措施，債務規模迅速擴大，杠桿水平普遍上升。我國也加大了貨幣信貸支持力度并引導利率下行，廣義貨幣供應量(M2)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均明顯高于同期。與此同時，宏觀杠桿率也在上升。2020年一季度末達到259.3%，比年初上升了13.9個百分點。非金融企業杠桿率升至161.1%，已超過2017年歷史高點。M2、社融存量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也都出現較大幅度上升。對于這類短期對沖經濟下行的手段及其影響，應當持續關注。一是在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同時，要密切跟蹤新增資金去向，警惕資金在金融體系內空轉套利，防范企業債務過度累積。二是避免引發各部門杠桿的結構性問題。除了企業和金融業杠桿外，政府部門杠桿率雖然處在較低水平，仍需要警惕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反彈。此外，珍惜居民資產負債表修復成果，堅持“房住不炒”，保持房地產調控政策定力，防止居民杠桿率過快上升，為未來埋下新的風險隱患。
第三，關注市場主體經營困難對金融風險的負面影響。金融與實體經濟共生共榮。疫情讓實體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出現了暫時性經營困難。對實體經濟造成的困難已開始在金融領域顯現。企業短期償貸能力受較大影響，造成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上升，已影響到銀行信貸資產質量。一季度披露的銀行業不良貸款率達2.04%，比年初上升了0.06個百分點。考慮到信用風險本身的滯后性以及延期還本付息政策影響，預計未來一段時期銀行信用風險還將承受較大反彈壓力。
第四，關注金融體系自身風險加速暴露、處置難度增加。金融業改革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金融風險大幅化解，同時仍有不少深層次體制機制矛盾亟待解決。隨著金融業開放，跨市場、跨行業、跨區域風險傳染性大大增強。在經濟上行期，依靠資產規模擴張，風險不易暴露。在當前這種形勢下，金融機構因公司治理不健全、內控不完善等體制機制長期積累的風險問題將加速暴露。部分銀行機構存在撥備缺口、資產分類不實、風險抵御能力不強等存量問題將更加凸顯。一些非法金融活動可能借機死灰復燃。同時，金融機構受疫情影響，風險化解能力下降，處置難度加大。2020年一季度，銀行業凈利潤雖然實現了增長，但考慮到信用風險尚未完全暴露，對資本和撥備侵蝕和損耗還沒顯現，內源性補充能力實際在下降；由于外部股東自身經營承壓以及股東股權管理日益嚴格，依靠股東注資和引進合格戰略投資者方式化解風險更加困難。
第五，關注全球金融市場風險向境內滲透的輸入性風險。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范圍傳播，全球經濟衰退，國際經貿環境將更加嚴峻。我國在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進程中，已深入參與國際分工，不可能置身事外。一方面，國際市場需求大幅下降，國際貿易受到大幅影響，外貿企業出現出口訂單推遲、取消、減少等情況，加劇外貿企業經營壓力，并通過產業鏈、供應鏈在國內蔓延。另一方面，全球金融市場波動頻率提高、幅度增大、動蕩加劇。疫情暴發初期，多國股市因暴跌觸發熔斷機制，美股更是遭遇多次熔斷。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加大，跨境資本流動頻繁，可能會對我國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造成沖擊，增加管控難度。
全力做好新形勢下金融風險防控工作
雖然疫情對經濟金融造成了重要影響，打亂了正常的經濟生活秩序。同時也要看到，疫情帶來的外生沖擊并未改變我國經濟增長的內在韌性和長期向好的基本面。隨著生產生活秩序加快恢復，金融市場運行也會趨于正常。此外，疫情對金融業造成的沖擊總體仍在預期區間，現有政策儲備和調節空間相對充足，加上前期金融風險防控工作取得成果，銀行業撥備能力、保險業償付能力目前都處在較高水平，不良貸款率與國際相比仍處在較低水平，股市、債市、匯市總體運行平穩，為應對當前風險挑戰留出了回旋余地。基于上述判斷，無論從歷史經驗還是當前金融市場情況看，都有信心在黨中央國務院的堅強領導下打贏這場風險攻堅戰。
首先，堅持服務實體經濟定位，做好“六穩”工作，落實“六保”任務。實體經濟的健康發展是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基礎。金融活，經濟活；金融穩，經濟穩。當前的首要任務是精準施策，全力做好“六穩”工作，落實“六保”任務，聚焦實體經濟的重點領域，構建保證實體經濟順暢運行的資金循環體系，推動形成經濟金融良性循環。一是宏觀層面精準加大調控力度。繼續科學穩健地運用逆周期宏觀調節手段，引導貸款利率和債券利率下行，引導用好定向降準等扶持資金，穩企業、保就業，拉動居民消費，釋放潛在需求，對沖疫情影響，刺激經濟回暖。二是中觀層面聚焦重點地區、行業以及薄弱環節。特別是解決好民營、小微企業融資問題。這既關系到就業民生和社會穩定的大局，也與銀行自身信貸資產質量息息相關。進一步拓寬企業融資渠道，采取非常規、臨時性的特殊手段，給予續貸、展期、增加授信額度等支持，向企業合理讓利，緩解企業財務支出和流動性壓力，幫助因疫情造成暫時困難的中小微企業紓困解圍。三是微觀層面優化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以市場需求為導向，運用科技等手段，提供差異化金融服務和定制化金融產品，在持續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質效上下功夫。
其次，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化解風險的治本之策。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困難挑戰越大，越要深化改革。發展環境越是嚴峻復雜，越要堅定不移深化改革。在常態化疫情防控前提下，還要繼續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依靠改革破除體制機制障礙，提高金融供給體系的質量，增強金融結構適應性。一是以金融體系結構調整優化為重點，構建全方位、多層次金融支持服務體系。深化中小銀行改革，完善多層次、廣覆蓋、有差異的銀行體系，加強內源性資本補充，拓寬外源性補充渠道，增強資本實力，培育核心競爭力。深化資本市場基礎性制度改革，打造規范、透明、開放、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增加有效資本供給。二是加強金融機構公司治理和全面風險管理體系建設。按照市場化、法治化的原則，加快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金融企業制度，為服務實體經濟和防控金融風險提供機制保障。進一步完善各司其職、有效制衡、協調運作的“三會一層”架構，促進加強黨的領導與公司治理深度融合。強化金融機構資本管理和償付能力管理，建立風險、發展與效益平衡的激勵約束制度，推行風險為本的企業文化，提升風險抵御能力。
最后，豐富風險化解手段，加大風險處置化解力度。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是金融工作永恒的主題。一是鞏固前期整治成果，防止風險反彈回潮。保持監管定力，推進資管行業轉型發展，防范影子銀行和交叉金融風險，密切監測房地產、地方政府債務等重點領域風險狀況，努力實現早識別、早預警、早發現、早處置。持續開展股權和關聯交易整治，堅決打擊股東違法違規行為。穩妥有序處置網絡借貸、私募股權等重點領域非法集資活動，維護社會大局穩定。二是積極處置化解新增暴露風險。抓住中小銀行機構等重點群體，針對不同類型風險分類施策、“精準拆彈”。通過債委會、市場化債轉股等多種方式，加大不良貸款處置力度，提高處置效率。三是強化日常風險監測評估。做實資產分類、做好壓力測試、摸清風險底數、前瞻制定各類風險處置應急預案。根據情況變化及時評估、調整、補充相關政策措施，防止局部風險擴散蔓延。
（文章來源：清華金融評論）